2015-2025，十年间，由中国倡议发起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至110个成员，覆盖全球81%的人口和65%的GDP。这颗精心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截至2025年6月24日，亚投行共批准322个项目，累计融资超过600亿美元，带动逾2000亿美元的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覆盖38个域内外成员国。项目领域涵盖能源、交通、水资源、公共卫生与教育等，为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亚投行的快速发展背后，离不开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专业人才。于润泽正是其中的一员。
加入亚投行：使命感驱动下的青年选择
2018年，于润泽以青年专家身份加入亚投行，目前担任高级投资专家，负责领导并管理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项目团队，致力于交付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他专注于公路、港口与物流、铁路、城市交通及道路安全等领域，曾参与多个国家的基础设施规划与开发，包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我并没有转行。”于润泽回忆道，“我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之后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交通运输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担任交通顾问；随后又加入私营部门，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开发项目中工作四年，积累了宝贵的实操经验。”
这些多元经历让他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国际发展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他坦言，加入亚投行，更是一种源于使命感与理想主义的选择。
“人一生中有大于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最好是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比如，一个物流园区为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一条修好的公路让孩子们能安全上学，让伤者能更快到达医院……当你意识到，你的个人生命与这个世界在连接时，那种获得感是无与伦比的。”
坚持高标准：打造负责任的项目
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曾指出：“亚投行的项目，必须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完成。”
这种“最高标准”，不仅体现在融资和治理机制中，更体现在项目设计、环境社会管理，以及项目执行的全过程中。于润泽分享了一个案例：某国原计划建设一个普通平交十字路口，但地方政府希望改为立交桥。经过详细评估后发现，在此处建立交桥需占用大幅土地，还将带来噪声问题——其中一条匝道距居民楼仅三米，已明显违反当地的环保和噪声标准。
“我们将环境、社会和气候韧性因素纳入贷款全流程管理，从项目准备到项目实施，这就是我们坚持的高标准。这条红线是不能放松的，没有谈判空间。”他说。最终，银行团队与政府协商，推动采用了影响更小、更加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在跨文化合作背景下，观点多样是常态，尤其在招标采购、项目管理和机构设置等重大决策上。
“在国际组织工作，首先要接受认知多元是常态，观点不同很正常。关键是理解各方出发点，判断问题的本质和大方向。真诚是合作的‘必杀技’。当客户感受到你是真心在帮他推进项目时，即便最后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他们依然会尊重你的专业性。”
不止于工程：实现价值观的延展
“虽然资历尚浅，但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越来越强。”
一次在河南博物院看到一张古代丝绸之路的地图，于润泽惊喜地发现，自己参与的多个项目就分布在这条历史通道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玄奘一千三百年前走过的路，如今我们正在重建。这种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结，令人敬畏。”他说。
多年的一线项目经历，不仅锤炼了专业判断，也逐渐塑造了他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基础设施不仅关乎建造，更关乎人，尤其是那些在传统开发模式中容易被忽视的群体。
近年来，他积极将性别平等议题融入到项目设计与执行之中。在2024年主导的塔吉克斯坦道路项目中，他成功争取到一笔20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沿线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创业支持，推动包容性就业和社区参与。这一举措使基础设施投资超越了“修路架桥”的传统范畴，真正回应了当地妇女的现实需要。
在制度层面之外，他也主动推动对性别议题的文化认知。2023年，他发起并组织了主题为“Women on the Road”的专题活动，聚焦中国卡车运输行业中的女性角色与劳动贡献。活动邀请了两位来自一线的女性——一位卡车女司机和一位“卡嫂”——亲临亚投行，与员工面对面分享她们在性别角色、劳动参与、家庭平衡等方面的真实经历。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沈原教授与北京市社科院马丹博士也介绍了他们长达五年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了物流行业中的性别结构与社会不平等问题。
“这不仅是一次分享会，更是一种提醒。”于润泽说，“基础设施连通的不只是空间，更应该连接机会、公平和尊重。”
真正的“高大上”是责任
“语言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理解这份工作的本质。”于润泽表示，“我们的工作经常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长途跋涉、跑工地是常态。我曾有前辈同事夫妻都在世行上班，最极端的时候是在机场‘交接’孩子——一个刚出差回来，一个马上又要出发。”
他也提醒那些想加入国际组织的年轻人：“不要先问薪酬，先问自己是否热爱这份工作，能否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确实是‘高大上’，但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的使命足够高远，我们的担当足够真实。”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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